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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立民:傅雷致巴金四封书简浅疏

更新时间:2020-04-09 点击数:

   限于条件,平明社的精装本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,但是,平明社的工作作风却给傅雷留下深刻印象,以致他对人文社的领导说:“将来倘重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而印精装本的话,希望注意一点:就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,我们国营的出版社成绩,决不能低于几年以前的私营出版社。 ”(傅雷1956年12月10日致王任叔、楼适夷信,《傅雷著译全书》第26卷第322-323页)他对重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直接提出硬性要求,第一条就是要保留平明社印本的“旧样式”。 傅雷的要求处处以平明社的书和做法为标准,由此返观,可以想象,他和巴金的合作之默契和满意度。

   至于他一再提到的:“一九五三年平明出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精装本,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,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,虽距世界水平尚远,但到了国内水平(以技术及材料而论)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

   ”(同前,第318-319页)的确,这套书的印装在今天看来也是难得的精品。

   四大卷,开本近乎方型,书封有外函套,封面简洁、经典。

   在普通本之外,平明社还有给作者加印特装本的传统,让作者送送人,也体现书的尊贵。

   黄裳、穆旦、萧珊的书,我都见过这种特装本。

   文人爱书,傅雷很珍惜这样的印本,在给儿子的信中也曾叮嘱:“新出的巴尔扎克,收到后来信提一笔——这是特印非卖本,勿随便借出去,搞丢了!”(傅雷1954年4月7日致傅聪信,《傅雷著译全书》第24卷第46页)“特印非卖本”这并不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情,然而,在计划经济中,国营大社怎么会有这种例外,反倒是私营出版社有这种灵活性。

   还有一层不能忽视,巴金本身就是一个文人,他懂文人的情趣和需要。 四平明出版社在成立之初,延续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“译文丛书”的路子,编辑“文学译林”丛书,意在推出翻译精品,傅雷是第一批受邀加入的作者,他一直关注平明社这套丛书。

   “西禾谈及巴金新组一书店(已与文化生活分家),想专出一套最讲究的文艺翻译,由西禾与他二人合编,说是决不马虎,迄今只收了杨绛一本译稿,听说好得很。 此外又来问我要稿,也许新译的巴尔扎克会给他们。 ……但书店方面颇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。

   ……巴金的条件,仍是百分之十五的版税,他是反对新办法的。 ”(傅雷1952年3月20日致宋希信,《傅雷著译全书》第26卷第221-222页)“《贝姨》那个丛书(叫做文学译林),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,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。 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(他还是“平明”股东呢),都给他们推三阻四,弄到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。 ”(傅雷1951年9月14日致宋奇信,《傅雷著译全书》第26卷第201页)这两封信透露出这样的信息:文学译林,由巴金和陈西禾合编;第一批稿件中只有杨绛译《小癞子》和傅雷译《贝姨》。

   傅雷特别强调巴金他们收稿之“严”“颇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”。 严格、标准、眼光,巴金的出版社的这些品格都是傅雷看重的,这也是傅雷与巴金两个人作为朋友最重要的精神联系点。

   傅雷还是一个热心人,他鼓励人译书,也为平明社这套丛书拉稿。 1953年1月给巴金的这封信,就是介绍杨必译稿的: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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